那么，问题来了，冕服是什么？登基大典一定要穿冕服吗？明代的冕服和其他朝代相比又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要先来了解一下明初刮起的那股“复古”风。

  现在，你通过“游梦仙枕”穿越到了洪武年间的皇宫，你的面前有一位宫女，让人意外的是，她竟如同男子一般戴乌纱帽，帽子上还有大簇大簇的花朵装饰，珍珠编织成的团状图案，装点着她的帽额，她的耳垂上缀着垂珠耳饰，面上鬓间，也以珠子为饰。

  再看她身上的衣装，也宛若男子圆领袍。紫色的窄袖圆领袍服上，遍绣折枝小葵花纹样。圆领袍下，是一件红裙，裙子锋利的裙褶上，缝制了串串珠珞。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熟悉？爱看电视剧的你一定发现了，这位明代宫女怎么好像穿的是宋代的衣服。

  大明朝立国之初，出现过一场由上至下的“衣冠复古”运动，但史料对这件事的记载略有不同。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短短一句话，透露两个关键信息。其一，下诏时间距离朱元璋称帝改元还不到40天，不可谓不重要。其二，服饰方面效仿的对象是“唐制”。谈迁《国榷》记载更详细，“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这里多了一道“禁胡令”。《明太祖实录》收录了朱元璋下达的《衣冠复古诏》，内容如下：

  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性，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这具体而严苛的诏令，详细到对不同身份和阶层人穿着的服饰都进行规范，但在洪武年间，这些法规执行力度如何？由于缺少图像资料，很难详细得知。但从被记录的不少逾制事件来看，诏书与实际执行情况必有所出入，况且洪武一朝，多次发布对服制的政令，尤其是礼服的诸多细节一改再改，未能定型。洪武三年（1370），朝廷又对服饰尚色问题进行探讨，礼部奏言：“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这里能看出，明代强调衣冠体系的延续，即所谓“上承周汉，下取唐宋”，并非一人一时的发明创造。

  “衣冠复古”诏下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刚登基不久。此前5年间，朱元璋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势力。随着方国珍投降，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任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从此时开始，朱元璋的目标从平定南方群雄转向推翻元朝的统治。

  也因此，朱元璋需要迅速颁布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政令，包括禁胡服、胡姓、胡语，复华夏衣冠等内容，此举一方面能用来标榜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同时也能以此团结北方受蒙古贵族统治压迫的汉族人，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简而言之，此时的“衣冠复古”和“禁胡服”政令皆为战时意识形态服务。

  明朝北伐进展很顺利，各路大军势如破竹，洪武元年（1368）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通州，八月进逼大都，元顺帝仓皇北窜，宣告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的终结。明朝不仅获得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连丢失400年的幽云十六州也一并光复，声望极盛。但统治渐趋稳固后，朱元璋对于元朝的定义出现变化，如洪武三年对服饰尚色的讨论中，礼部奏章提出了大明朝“承元之后”，承认元王朝合法地位。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发布强制蒙古色目人与汉人通婚的命令，和北伐时“禁胡令”相比，可以发现明朝对待蒙古、色目族群在文化政策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在南京设历代帝王庙，钦定祭祀的帝王有16位，陪祀的大臣37位，这中间还包括元世祖忽必烈。

  从这个层面上看，明初所谓“禁胡服”政令是一项战时政策，有效期较短，它既不同于北魏孝文帝那样，从朝廷到统治区域内的民众，持续多年进行服饰改制；更与清初多尔衮以血腥屠杀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剃发易服”有本质区别。随着朱元璋对元朝态度的变化以及大政方针的调整，此前政令的执行力被极大削弱。不过，后来那些具有元代遗风的服饰能在明宫大行其道，可能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因素。永乐时代，政治中心北移，这一时期国家经济与社会得到逐步发展，统一形势更加拓展和稳固，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开创盛世为目标，文化上体现出自信、包容的心态，包括对“胡风”服饰的态度也不再排斥。宣德时期宫廷画里服饰带有元代遗风正是永乐以来这种强国心态在服饰上多元化的体现。

  那么，是不是能够认为明初“衣冠复古”运动以失败告终？自然不能。这涉及一个服饰史知识——我国至少从唐代以来，中原王朝的衣冠体系就呈现“双轨制”现象，即礼服体系里上衣下裳制、深衣制等褒衣博带的汉民族服饰特点代代承接；而日常服饰多种多样，不同时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反而没有严格定制。前文提及明初宫廷画里，虽然帝王也穿上各种具有元代遗风的服饰，但从场合显而易见，要么是骑马出猎，要么是投壶、捶丸、蹴鞠等体育运动，所穿衣物皆属于日常服饰范畴，此类服饰被赋予的文化含义较少，更注重实用性。

  而华夏衣冠体系最注重礼服，服饰的政治、文化功能，主要也通过礼服来体现。明白这点，就必须承认，明初“衣冠复古”并非只限于口号，朝野也的确有大量博学鸿儒对古衣进行考据和复原，几乎倾全国之力，重建礼仪服制体系，达到“悉复中国之旧”的目标。例如文首提及的宋代宫女礼服，就被原样重现于明宫之中。此外，从帝王冕服、皮弁服到官员朝服、祭服，亦是沿历代衣冠传承体系脉络制定。说大明衣冠“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毫不夸张，甚至是历代衣冠体系的集大成者。而奠定明代服制基础的，正是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一系列创制、改制与定制。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明太祖、明成祖这类雄主追寻的光荣与梦想，这种雄心也表现在衣冠制度上。冕服，历来是华夏衣冠体系里等级最高、最隆重的礼服，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传承千年，源远流长。今人见到冕服，往往直接将其等同于皇帝专属的龙袍，实际在漫长岁月里，冕服从来不是皇帝的专属。先秦经典《礼记·杂记上》记载“复，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说明了冕服穿着群体除天子之外，还有诸侯。周代冕服有六种，依等级分别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用于不同场合。秦始皇曾一度废除冕服，直到东汉明帝时期又恢复，此后传承至明朝。

  冕服之制传至唐宋之时，情况出现较大变化——外观朴素且没有旒珠的大裘冕不受君王待见，华丽的衮冕反而备受青睐，剩下的四种冕基本消失。到两宋时期，大裘冕形同虚设，冕服基本已等同于衮冕。但此时，冕服仍是君臣同穿的大礼服，它被皇家所垄断，与明朝冕服之制的创立有关。

  宋与明之间还有个元朝。按照《元史·舆服志》的记载，元朝皇帝最早穿戴冕服的记录甚至能追溯到元宪宗蒙哥在位时期。据《元史·礼乐志》载：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

  不过元代帝王使用冕服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混乱，而且不是每个元帝都有穿着冕服的记录。整个元朝，冕服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存在。这种半废弛状态，也给明朝建立后重建衣冠制度提供了历史机遇。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二十七日，元顺帝刚被驱逐数月，朱元璋就迫不及待下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制定了包括帝后、皇子、亲王、后妃、文武官员等服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立明代冕服之制。

  冕服大多数都用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及登极、正旦、冬至、圣节、册拜等隆重的礼仪场合。明代冕服较前代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其一，制定冕服时，学士陶安曾提出恢复五冕之制的方案，但朱元璋认为五冕太过繁琐，只采用衮冕一种，也就是说从明代起，衮冕成为名副其实的唯一冕服。其二，明代冕服穿着群体发生明显的变化，只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穿着，也是他们所能穿的等级最高、最隆重的礼服，而文武群臣不得穿用，结束了冕服君臣共用的千年历史。

  朱元璋本人并未留下冕服肖像（异像有拙劣的冕服形象，为伪像，不在讨论范围内），而且即便有，其所穿的冕服纹样也不能代表整个明朝时期，因为朱元璋对冕服的修订次数太过频繁。明代冕服创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六年（1383）时，对皇帝冕服进行过更改；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改定亲王世子冕服制度；洪武二十四年（1391）再次对皇帝、皇太子、亲王世子的冕服进行改动；洪武末年，冕服应该还经历过一次改订。这种习惯一直传到太孙朱允炆即位后，建文二年（1400），明廷再一次对冕服之制进行改动，但具体纹样已无法得知，因为两年后，燕王朱棣的大军就攻破南京城，建文朝廷覆灭，朱允炆不知所终。

  朱棣虽是靖难之役的获胜者，但终究是夺取侄儿的帝位而非顺位继承，对此，他内心恐惧不安。朱棣上位的第一步，就是宣布建文帝已死，而后竭尽全力抹除建文时代一切痕迹，包括废除衣冠制在内的各种制度，就连年号也变成诡异的“洪武三十五年”。朱棣登基时祭天所穿的冕服究竟是何款式，史无记载，但必然不会是建文时改动的样式。

  经过一番对建文旧臣残酷屠戮的腥风血雨，朱棣在他的“永乐时代”逐渐巩固统治，当然需要制定一套属于自身个人的衣冠服制。永乐三年（1405），礼部进呈《冕服卤簿仪仗图》《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对洪武时期的冕服、卤簿、礼仪等衣冠制度进行系统总结，随后永乐帝定下“祖宗成宪不可改更”的基调，“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一套经朱棣亲手批准考订的冕服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长达124年的帝王穿着史。我们姑且把这套冕服称为“永乐冕服”。

  一套完整的永乐三年制冕服，由冠冕、中单、上衣、下裳、蔽膝、后绶、大带、玉组佩、袜、赤舄、玉圭、绦等部分所组成，这也是明代冕服的基本组件，不过与洪武时期以及明晚期的冕服相比，永乐冕服有个较大的差别——此前冕服的腰间系大带后，还要再加上革带，而永乐冕服制度里只有大带，没有革带。有学者推测，永乐三年冕服制式，应是在洪武二十四年基础上做调整并取消了洪武冕服里的重要配件革带。

  冕又称“天平冠”，一顶完整的明制冕，由綖板、旒、冠武、玉簪、玉横、充耳、朱紘、朱璎组成，冕以桐木制作，綖板一头略呈弧形，另一头为方形，佩戴时綖板方向为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充耳指垂于左右两耳的各一颗珠子，分别为黄色玉珠和白色玉珠，这种饰物在先秦大概还有实际的功能性，用来阻挡外界的声音，还贡献了“充耳不闻”这一成语。历代冕服体系都保留了这一装饰，有提醒佩戴者，尤其是为君者应专注于自己的思考，不被外界干扰等文化含义。

  冕旒是区分明代冕服等级的重要标志。前文提到过，洪武时期制定的制度里，冕服穿着群体包括皇帝、皇太子、亲王和亲王世子；朱允炆以皇太孙身份即位，所以建文二年（1400）对冕服制度进行改动，人群增加了皇太孙、皇曾孙、王世孙、郡王、郡王世子，有明显年轻化趋势。但朱棣夺取帝位后，建文冕服之制被一并革除，永乐时期冕服穿着范围进一步缩小，仅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永乐冕服旒珠以赤、白、青、黄、黑五种颜色拼成，正好对应五行颜色，这套制度一直延续到嘉靖时期。具体等级规划区分上，皇帝佩戴冕为12旒，皇太子和亲王为9旒，世子8旒，郡王7旒。

  说完冕，我们再来看“服”方面的讲究。皇帝所穿的冕服，采用了古老的十二章纹样，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十二种纹样。需要说明的是，数千年来，冕服大体形制一脉相承，但各代又有所差异，明代冕服虽称“复古”，却并非对着某一朝代冕服1∶1复原，而是在不同时期对十二章纹样的大小、排列做调整。永乐冕服的十二章纹样排列为：日月分别在两肩，旁边各有一条龙，后背为星辰和山，两袖由上到下排列依次为三火、三华虫、三宗彝。下裳左右两侧图案对称，由上至下依次为藻、粉米、黼、黻。十二章纹样的冕服只有皇帝能穿着，皇太子和亲王用九章，世子用七章，郡王用五章，不一样的等级所用章纹也不同。

  当然，制度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会有出入或特殊情况，即便是最严肃、正式的冕服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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