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春７月７日电 题：研究之后发现日本侵华时期使用酷刑多达３４类５００余种

  吉林省文史专家研究之后发现，日本侵华时期利用和“发明”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残忍对待抗日军民以及普通民众，酷刑多达３４大类、５００余种，集古今中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

  有关专家觉得，侵略者的酷刑摧不毁我们的血肉长城，但酷刑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至今还没有正真获得充分的揭露与批判，应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与警惕。

  日本侵略者实施的酷刑以往散见于各类战争史实的档案资料或著作中，为了系统梳理其残忍暴行，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宜田和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巩艳历时１０年，对日本侵华时期实施的酷刑进行了专题研究。

  专家从大量资料中梳理统计发现，日本侵略者采取的酷刑多达３４大类，包括水刑、木刑、笞（鞭）刑、金刑、火刑、冻刑、晒刑、烫刑、电刑、吊刑、阴刑、夹刑、摔刑、食刑、盐刑、罚刑、暗刑、困刑、哑刑、革刑、压刑、辱刑、砸刑、痒刑、勒刑、虐待刑、动物刑、医学刑、毒气刑、摘器官刑、坐老虎凳、无刑具刑、苦役折磨、精神折磨等，每类又分为若干种，酷刑种类总数超过５００种。

  以“水刑”为例，有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灌凉水掺小米和头发茬子、灌臭水、灌马尿、浇开水等分支，并且每种酷刑又分为若干个具体行刑方式，仅灌凉水的方法就有３３种之多。

  “酷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其野蛮残暴的行为，而侵华日军酷刑之酷、之虐、之恶、之毒、之暴、之耻，更是达到了极点，非语言能形容，正常人不能为，善良人不愿想，心软人不忍睹，胆小人不敢看，其暴虐残酷的程度是人类酷刑史上罕见的。”王宜田说。

  王宜田说，进行日本侵华酷刑的研究，其过程本身也相当于无数次地遭受“酷刑”：查阅大量资料，搜集各类信息，常常闭上眼睛就能浮现出侵略者行刑时的残忍场面。尽管如此，王宜田、巩艳并未停止探求真相、揭露侵略者面目的努力。

  王宜田、巩艳系统记述日本侵略者５００余种酷刑的《罪恶——东北沦陷时期日军酷刑犯罪实证》一书，于２０１６年末出版发行。东北沦陷史专家李茂杰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揭露日军用尽了亘古以来几乎所有的酷刑手段残害中国爱国抗日志士的犯罪事实，彻底戳穿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是“建设王道乐土”的谎言。

  王宜田说，日本的酷刑犯罪是以日本国家法律、法令和军队命令为依据，由日本宪兵、军队、警察、特务、看守、监工、开拓民、教师等共同实施，并唆使、强迫伪满洲国军、警、宪、特、汉奸等去参加了，共同加害于中国抗战军民和普通群众，其残忍程度超出当代人的想象，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战争犯罪。有经验的人指出，日本侵略者的酷刑不仅体现日本的国家意志，还充分证明其对中国人的特别残害。

  “日军在施行多种酷刑手段与方式方法方面的残忍性、多样性与普遍性，不仅达到了空前绝后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且能够说是集古今中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其内容方式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第二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认为，酷刑虐待是日本军队二战暴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往往是直接引发受害者被屠戮死亡的原因，曾有无数同胞与朝鲜、苏联、英美及南洋各国人士死于日军的酷刑之下，其危害程度绝不亚于日军大屠杀等其他暴行。

  “今天我们一定要有勇气来直面这一切，在学术研究和适当的范围与条件下完全地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径！”马振犊说，把“魔鬼”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才能让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认清他们的本质。

  “过去几十年，国内外出版了部分反映日军暴行的图书、画册，但还没有一部专门从酷刑的角度揭露日军暴行的研究著述，王宜田等人的研究填补了这个空白。”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东北抗联史专家赵聆实说。

  王宜田说，在伪满洲国，所有遭受日本酷刑拷打的人群中，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最坚强的。因此，他们在著作中专门设立了“日本酷刑下的员”一节进行描述。包括杨靖宇、张浩（林育英）、金剑啸、于天放等都在日寇各种酷刑的百般折磨下顽强斗争，还有很多党员宁死不屈，惨死在日寇的酷刑之下。

  对于抗战英雄赵一曼，日本侵略者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据资料记录，为了逼赵一曼供出情报，日本侵略者每天多次对她进行毒打、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在赵一曼就医治疗期间，侵略者还曾“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乱撞，用烟头烫伤她的脸，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把赵一曼折磨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赵一曼始终守口如瓶，最终英勇就义。

  “捍卫尊严需要实力，更需要勇气、胆量和血性。当一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时候，悲剧才不会重演。”王宜田在撰写著作后记时写道：记录痛苦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增加仇恨，而是为了正视历史，呼唤良知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