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士人遍及寻求常识学养的博综，以及崇奉的多元化，次门士族刘勰特别是如此。《梁书》本传说他从小“笃志好学”，后来又“博通经论”，饱览多通、弥纶群言，正是刘勰为学的特色。比方他自称是孔子的忠诚信徒，崇拜儒家五经，却又精于佛理，不废纬书。刘勰的祖父、曾祖父辈以“之”“仲道”“道民”“道宝”“灵真”等字命名，阐明东莞（今属山东）莒县刘氏本是天师道世家，刘勰在书中大谈《河》《洛》地理、《周易》象数、稷下阴阳学、养气、胎息、卫气等，应当与其家世崇奉有关。还有，他建议写奏者有必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奏启》篇），阐明他不废法家，有儒法兼综的思想倾向。

  特别需求咱们来重视的是，刘勰熟精《孙子兵法》，对兵家之道有适当深化的研讨，因而他作《文心雕龙》时热衷于议论军事、武力、征战这类论题。比方，他在《程器》篇说：“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以为文才和武略，能够像左右手那样互相配合，文士也当习武。他在序文中提出文学应该为五礼、六典、君臣、军国服务，其中就包含文学应当服务于“军事”，他在《程器》篇又特别强调文士“摛文必在纬军国”，要求文士参加军事活动，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为此他特意作了一篇《檄移》，具体评论这两种军事文体（特别是檄），要求文士把握其写作标准和方法，在征战中发挥作用。萧统编纂《文选》只选了五篇檄文，只是是备其体罢了，而刘勰则设专篇对檄文进行全方位研讨，而且将其排在评论帝王政令文体的《诏策》篇之后，显现了他对军事武功的高度重视。

  宋齐之世，出于避祸的需求，宗室大臣大都防止介入、议论武事，社会习尚遍及尚文轻武，而刘勰则揭露提出士人“习武”论，或许这并不是他不知诫惧，而是他固有性格和偏好的天然表现。刘勰这种“尚武”认识的养成，离不开家世家声和地域文明的长时间熏陶。

  莒县刘氏世居京口，这一点关于了解刘氏宗族的身世和性格非常要害。京口一地，地广人稀，田多恶秽，经济不发达，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处于拱卫建康、交流南北的纽带。东晋今后，京口成为北府兵的发源地，为南朝数百年武力之所出，是关乎南朝政治走向的很重要的军事重镇。

  南朝史乘称永嘉末年由华夏流徙南来者为“楚人”，吴人又称包含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伧”。伧楚过江，大都逗留寓居在京口。晋成帝咸和年间，郗鉴以江淮伧楚充北府之兵，是最早以京口为根据地的北府镇将。后来谢玄组成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从头集结，淝水之战今后，北府将领刘牢之成为实践掌控者。东晋元兴三年，刘牢之的司马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实力，主力大多数来源于徐州、兖州，如刘裕、刘道规、刘道怜、何无忌、徐羡之、虞丘进、檀凭之、孟昶、向弥、刘毅、刘粹等，都住在京口，因而北府兵集团能够名之为“京口伧楚集团”。

  莒县刘氏也是寓居于京口的北来伧楚。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经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引荐，被刘裕招为府主簿，加入了北府集团，成了北府将领之一，奠定了刘氏的政治根底。刘裕在京口起兵，刘穆之助刘裕平定京口，平桓玄，又从刘裕征广固，还拒卢循，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裕北伐，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刘氏第二代人物也多为武将，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刘裕征关、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追谥征虏将军。元嘉二十七年，宋军大举北伐，刘勰的从祖刘秀之节度杨文德、刘弘宗，震动汧、陇，进号征虏将军。总归，莒县刘氏在晋末宋初以武功显，可谓将门世家。

  京口北府兵以骁猛善战著称。比方《晋书·刘牢之传》说谢玄招募“劲勇”，刘牢之、何谦、孙无终等都以“骁猛”应选，谢玄以刘牢之为从军，领精锐为前锋，“攻无不克，号为‘北府兵’”。又如《世说新语·捷悟》引《南徐州记》说：“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骁猛”“劲悍”是北来伧楚的性格标签，是戎行强壮战斗力的源泉，这一地域的彪悍之风逐步被带动起来。《晋书·祖逖传》说祖逖居于京口，“来宾义徒，皆暴桀勇士……此辈多为偷盗，攻剽富室”，因而史臣点评祖逖的为人说：“原其素怀，亦为贪乱矣。”可见伧楚祖逖及其部下本质上是一批不守礼法的豪侠。最早组成北府兵的郗鉴也是这类武人，比方《真诰》卷八说郗鉴“无辜戮人数全家，取其财宝，殃考深重”，这种行径与祖逖武人集团的贪乱风格无异。

  京口的地理环境、军事位置、伧楚武人集结等要素，决议了此地不适合开展风流高雅的高门士族文明，而简单养成尚武之风和暴力性格，莒县刘氏就日子在这种环境傍边，因而北府兵的这些派头和习气也深刻地影响了刘氏宗族。从《宋书》刘穆之、刘秀之两传可知，刘氏宗族中不乏粗暴狠戾、不守礼法、贪恋财贿之人，比方刘穆之日子奢豪，长孙刘邕性嗜酒，曾孙刘祥性韵刚疏、轻言肆行等，这些行为颇能表现“豪右武人”的性格特色。刘勰的从祖刘秀之心力坚正，长于为政，性格较为规矩，却是“野率无风貌”，表现了没有进入文明士族阶级的将家子的本性。

  总起来看，东晋今后的莒县刘氏第一代人物刘穆之发家北府将领，刘氏宗族人物身上遍及潜流着武人血脉，具有先天的刚猛粗豪之气，与高档士族的美容姿、善举动、儒雅风流的风仪构成显着的比照。

  刘氏家声的这种见识，在第三代、第四代人物身上依然保留着。《魏书·李琰之传》记载李琰之身世于陇西李氏，从父李冲是孝文帝时的宰相，李琰之尽管以儒学为业，却常对人说李氏“家世将种”，自己“犹有关西习尚”。陇西李氏到李琰之这儿开端由武转文，但家世将种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风习是不易祛除的。莒县刘氏的尚武精力与此类似。刘勰的从大伯刘岱为儿子取名“希文”“希武”（见刘岱墓志），就反映了刘岱在偃武尚文的潮流中，不愿意彻底抛弃宗族的尚武传统。在刘勰身上，咱们也能看到这种企图谐和新旧价值观念的心思，他倡议“文武之术，左右惟宜”，便是最好的证明。

  刘勰自伧楚将门而出，又受京口尚武风习的陶染，其气质、言行难免濡染劲健刚猛的颜色。从他的文学思想中，咱们也能体认出这种风仪特质，比方他的“风骨”论。

  《风骨》篇的宗旨是评论怎么战胜文章因藻采乱用而导致的“有辞无体”之弊，发起刚健而有气愤的文风。此篇赞语总结说：“情与气偕，辞共体并。”“体”“气”二字是了解“风骨”内在的要害。

  关于晋宋今后文学的弊端，刘勰在自序中说得很理解：“去圣长远，文体闭幕，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辞人出于逐奇心思，过火润饰言语，削弱了表意功用，导致文章有“辞”而无“体”，背离了圣人为文的初衷。他在《总术》篇总结近代文章的嬗变，也是着眼于这一点：“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过于整饰辞藻，追逐“新丽”，必然会疏忽筋骨头绪的通盘运营，导致文章四分五裂，构不成大体。

  刘勰的“风骨”论便是针对这种言语窘境而提出来的：“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若瘠义肥辞，冗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一篇文章只要冗杂的辞采而没有浑然的全体，便是无“骨”。为了力挽“文体闭幕”的颓势，刘勰重复声明作文应当“体要”。如《风骨》篇说：“《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学者弗师，所以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辞的功用是达意，也便是“体要”，为文者一旦“习华随侈”，也就放逐了这个基本功用，消解了文章的转义。若文能体要，也就一起具有了“骨”，有了骨体，当然也就有了“气”，“气”的充盈动乱就生成了“风”，所谓“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因而，刘勰就由论“风”转到了论“气”，他不吝翰墨，征引了曹丕“文气”论的关键：文以气为主，建安文士孔融、徐干、刘桢的文章都是重“气”的，意在阐明他所谓的“风骨”实践上的意思便是“气骨”。

  所以脱落浮藻、具有“气骨”的文章就构成了刚健飞动之美：“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骨鲠刚健、体气充盈、辉光振耀，这便是刘勰寻求的艺术作用。刘勰运用“征鸟”“鹰隼”“鸣凤”等象喻，很简单使人联想到他在《原道》篇运用的“龙凤”“虎豹”，这些意象一起指向“刚健”“威猛”“生机”“气势”之义，其精力意趣可见一斑。

  文学上的“刚猛”之风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冲击力，与武人的气类显然是相通的，刘勰尽管不是朴实的武人，但他寻求文武兼资，心里依然激荡着将家子的血气，“风骨”论不过是其性格气质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因而，评论刘勰“风骨”论生成的原因，不能只是归结到儒家“刚健笃实”的气质，还应当顾及兵家的“骁猛劲悍”之风，乃至法家的“壮气”，这也是由刘勰学养结构的驳杂性决议的。

  当然，刘勰倡议“气骨”，其动机绝不止于清除文学之弊罢了。实践上，文风的背面相关着人物的性格气质，“骨劲气猛”的文学本体论和风格论，一起也是对人物风仪的要求。刘勰所在的年代，士人的体魄和品格都已呈现严峻的缺点，这一点能够从《颜氏家训》中窥见大约：“（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肤脆骨柔，不胜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高门士族崇尚风流高雅，文弱到极致，转成病态，如此“骨柔气弱”之人，焉能经纬军国？以兵家、法家的刚猛之气来振拔今世士风，希望造就经世致用的文士阶级，这才是刘勰倡议“风骨”论的终极关心，一部评论文学的书，却以评论文士品德的《程器》篇作结，其意图再显着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