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代文明地域间奢侈品交流的众多礼仪性物品中，绿松石是在古代中西方文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被上层社会大范围的应用的玉石类矿物原材料之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绿松石就与玉器一样，在我国许多考古遗址有所发现，著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绿松石，是目前世界考古发现最早的绿松石饰品。此后在东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百余处新石器时古遗址中均发现了数量不一的绿松石制品。然而由于绿松石的自然特性，原材料体量均比较小，无法像透闪石-阳起石玉类那样能制作钺、璋、琮、璧那样大型而具有威严性的礼仪物品，因而尽管出土广泛且数量众多，但是均未能像软玉制品那样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2003年，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长达64.5厘米，由2300片嵌片镶嵌而成的绿松石龙形器，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进而时许多学者重新审视绿松石制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的都邑，不仅有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还发现了体现王朝政治礼仪的具有中轴线布局的宫城宫殿与宗庙祭祀遗址。该遗址出土文物中，绿松石龙形器之外，从上世纪60年代发掘以来，就发现了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和圆形铜器以及大量的管珠类绿松石装饰品。最重要的是在王朝国家权力中心地的宫城南侧，发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的绿松石手工业作坊。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这个大型绿松石作坊与它近邻的铸铜作坊一样都是夏王朝控制下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由此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属于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慢慢的变成了上层社会权利阶层管控下的重要礼仪礼制品，它的产品无论是龙形器还是绿松石镶嵌铜牌饰，都已经脱离装饰性功能而成为蕴含祭祀礼仪性质的权力象征性器物，还将其制作纳入官营手工业部门，成为王朝独有的专门手工业门类，都暗示着在夏王朝的祭祀礼仪中绿松石与青铜礼器一样，已经超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玉器，成为这一时代独具一格的礼仪制品矿物原材料首选，是夏王朝国家祭祀礼仪体系中的重要元素。

  那么，反观二里头文化之前，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制品，其社会功能与民间传统文化意义又是怎样的呢？自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发现大量绿松石饰品以来，同时期也仅有12处遗址发现绿松石。而此后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在一些特殊遗址发现多量绿松石外，出土绿松石的遗址约50余处，遗址数量远超前期，显示绿松石饰品在地域上开始广泛分布。但是集中出土大量绿松石饰品的遗址仍然仅限数处，比如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出土75件，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约33件，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诸遗址和大溪文化诸遗址也多有发现，特别是焦家遗址和大水田遗址出土数量较多，而其他遗址则都是在10枚左右的零星发现，但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广泛。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绿松石的分布则大多分布在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上游地区集中出土，在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等特殊遗址出现，而一般性遗址则较少。黄河中下游的陶寺文化和山东地区多在一些大型墓地发现以镶嵌饰品为主的绿松石饰品，而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则较少发现，在地域分布上显示显著的不平衡性。再从绿松石种类来看，新石器时代大多为装饰性饰品，早期以片状单孔，适合挂吊的耳饰、挂坠饰为多，极少见管珠类串饰，中晚期则种类增多，首先是管珠类串饰的增加，其次是用嵌片与其他材质的复合镶嵌腕饰和头饰的出现，显示制作工艺与产品品种类型上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而镶嵌工艺的出现与绿松石嵌片的特殊切割、打磨等工艺技术为此后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的发展奠定了制作技术的基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产品成为统治者祭祀礼仪体系中物品选择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这种变化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绿松石是含铜的地表水与含铝和含磷的岩石相互化合作用之后的生成物，多与其他岩石共生，单纯的绿松石含纯矿极少，其原石产地也很有限。全球范围内绿松石的产地包括古波斯（伊朗）、中南美洲、俄罗斯、埃及、中西亚等地，在国内的湖北西北部，陕西洛南、白水，新疆黑山岭，青海乌兰，安徽等地也有相当的蕴藏量。因而其有限的矿源，对于考古遗址广泛出土的绿松石制品来说，矿石来源的索源分析，就成为了解绿松石地域间流通与上层社会相互交流圈的重要方法。其次，绿松石的自然特性决定了它在工艺制作上与镶嵌工艺的密切关系。因为绿松石多是一些生长在沙石固化的石缝之间的薄而细小的原石块，很少有大型厚重的绿松石。这就使得绿松石无法用一般软玉制品那样的工艺来制作，其作品在早期也多是一些简单的小挂饰，之后发现的带有绿松石的装饰品也多以小而薄的嵌片与其他材料镶嵌而合成。又由于绿松石与其他石料共生，提纯量低，往往10吨的矿石只可得到1公斤左右的绿松石原石，因而它又是一种很珍贵的自然玉石。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世界史上，绿松石或者绿松石镶嵌均被一些有权者阶层所控制，成为一种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而镶嵌工艺，系指把一种细小的粒状或片状的物体嵌入另一种大型物体上的装饰工艺。这种工艺的突出特点是使主体器物上的纹饰，通过不同色彩来表现，使得整个物体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复合性工艺。它与玉器雕刻神像的意义一样，只是在技术上是通过两种或多种不同物体的形状和色泽的配合而取得特有的视觉艺术效果，以此构成各种具有宗教意义的图案花纹，表达这种礼仪象征物包含的社会意义。因此可以说镶嵌技术是绿松石从一般装饰品转变为祭祀性礼仪物品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特殊工艺可以将绿松石的自然属性发挥到极致，并充分的利用绿松石艳丽的天然色系，从视觉效果上革新了传统玉器以器形和雕刻工艺来表达思维构图的设计路径，改变为用不同色彩及本体材质的对比效应来构思图案，这种转变反映了思想意识构图表达的传统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变换，具有深层的学术意义。

  绿松石饰品是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具有共通性的礼仪性物品。在古代中亚、西亚、北美和中南美的古代文明中，都有使用绿松石装饰品和礼仪祭祀品的传统。学者们对这里的古代绿松石交易以及贸易路径有很多成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古代中国的绿松石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在波斯（Persia），绿松石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宝石曾经流行了1000多年。不仅是装饰品，也用于马具、马赛克装饰，还在一些重要建筑上装饰绿松石，应用场景范围相当广泛。古代埃及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绿松石，其时代大概能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第1王朝时期。他们习惯将绿松石用于金质指环、胸饰和项链中，其做法是首先将绿松石加工成珠子等形式，然后镶嵌于装饰品上，有时还会与玛瑙等宝石结合，后期则有与玻璃器镶嵌的例子。古埃及所使用的绿松石大多出产于西奈半岛（TheSinaiPeninsula）西海岸的6座矿山，考古发掘证明这些矿山大致在5000年前就得到开采。此外还在矿山附近的女神神殿的柱子上发现了文字，根据文字的内容，古埃及人将这里的矿山所在地称作“绿色矿产大地”。根据文献记载，从公元前3200年的初期王朝时代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的图特摩斯（Thutmose）朝代的历代王朝都在这些矿山有开采活动，此后放弃。直到19世纪这些矿山遗址被再次发现。考古学家在挖掘埃及古墓时发现，埃及国王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佩戴绿松石珠粒。最珍贵的绿松石饰品是埃及皇后（Zer皇后）的木乃伊手臂上戴有四只用绿松石镶嵌成的金手镯。在古埃及著名图坦卡蒙王黄金面具上，也使用了大量的绿松石镶嵌。

  位于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是分布于现今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等国一带的古老文明。其社会虽然长期处在没有金属的新石器时代，但是有着发达的文字系统，在天文、数学、农业和艺术等方面都有极高成就。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南美各地的古代文明之间都可能与以绿松石流通而形成的长达数千里的信息网以及通商网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美洲西南部各地采掘的绿松石优先集聚在新墨西哥州和切克溪谷，并在9世纪之际形成研磨加工据点，再由此地分别流通到中美和南美各地，因为在这个集聚地发现了大量用于制作绿松石的粗糙工具。还有一些迹象说明，他们不仅敲碎母岩取得绿松石，还以火烧母岩加热然后加水碎岩的方法来取得绿松石。在这个绿松石加工地共发现了约10万吨的残石以及相关物品，能想象当时所消耗的巨大的劳动力。在查科峡谷发掘的普韦布洛博尼托（PuebloBonito）的两处墓葬中，发现了56000多块绿松石料、半成品等，而查科峡谷与周边地区并不出产绿松石，因此它可能与长途贸易有关，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区域文化内各种仪式活动的必需品。这些绿松石在查科文化序列早期的遗址中就有发现，也在一些仪式性活动中使用。比如在美西南部，古代普韦布洛人用专门指定的洞穴来举行与特定季节和活动有关的仪式。在仪式洞穴发现的供品除了绿松石、贝壳和黑曜石的装饰品外，还有祈祷棒和长矛。

  考察世界古代文明的装饰和礼仪品，如果说使用玉器的地区和族群主要有东亚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美洲地区的古印第安人以及新西兰一带的毛利人这样形成环太平洋地区著名的三大玉文化板块的话，那么绿松石以及镶嵌饰品的分布则跨越东亚、中西亚、北美和中南美，在世界多个古代文明发源地都有出现。在中南美洲绿松石开始制作于前古典期的中期，在后古典期兴盛并流行于整个中南美洲。玛雅文化还流行翡翠玉器装饰品，并在此后与绿松石一起成为整个玛雅上层社会流行的装饰礼仪器。玛雅文化使用翡翠与绿松石装饰品，与中国距今9000年在贾湖遗址发现绿松石相比，在时代上晚了很多，而与埃及公元前5500年使用绿松石的年代相比，贾湖遗址的绿松石也要早1500年，因此中国古代文明是使用绿松石装饰品最早的地区。从功能上来看，中国绿松石在出现之初，以简单的挂饰，扁圆珠子等装饰品为主，但是随后不仅在地域上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功能与制作技术也变得复杂多样。首先是绿松石镶嵌制品从东北与黄河流域慢慢的出现，其后盛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而早期青铜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容器受中原王朝上层社会的青睐，铜矿开发以及冶炼技术提高，用于上层社会的礼仪制品也从传统玉石礼仪器转变为青铜容器以及与铜、骨牙和玉器为主体材料的绿松石镶嵌制品。这一点是中华文明的独创，也是绿松石镶嵌在主体材质上与欧洲、中亚、古埃及地区流行以金银为主体材质镶嵌，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流行贝类和石质为主体镶嵌的区别。

  如果说这只是技术与材质上的差异的话，那么使用绿松石以及镶嵌饰品在这些不同古代文明中的社会意义才是跨文化视角下最重要的比较元素。在埃及，绿松石也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样，埃及人将绿松石做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凸显着主人的身份，被用以显示王权的显赫与威严。如果说山西陶寺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和西朱封遗址等龙山文化中高等级墓葬主人佩戴绿松石镶嵌的腕饰与复合型华丽的头饰与埃及皇后（Zer皇后）的木乃伊手臂上戴有四只用绿松石镶嵌成的金手镯一样还具有装饰意义的话，那么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葬随葬青铜器镶嵌的铜牌饰和大型龙形镶嵌器已经完全脱离装饰功能，更是彰显墓主人社会权力与权威的礼仪象征物。与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墓中的王冠上镶嵌着绿松石一样，显示绿松石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宗教神性，发挥着具有权力象征的重要作用。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是社会复杂化向早期王朝国家的转变期，绿松石饰品也从装饰功能逐渐向礼仪化性质转变，暗示着社会复杂化的具体进程。而从手工业技术角度来看，绿松石作为一种产地有限的珍贵宝石类原材料，不仅是绿松石本身加工技术，还采用镶嵌技术突破绿松石材质的限制，赋予绿松石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和承担起王朝国家与大型玉器及青铜器同样的礼器重任。而绿松石原材料的开发与获取，存在社会资源控制权和垄断使用的掌控过程，也是社会高度复杂化和早期国家政治体系的体现形式之一。这种特点不仅在古代中国，也在埃及、中西亚和中南美洲的早期文明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有所体现，显示着绿松石作为装饰礼仪品具有的跨区域、跨文化和跨时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