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线周年庆典中，北大学生突然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引起世人广泛关注，被载入了改革开放的史册。关于这一个横幅的策划、书写、和打出经过等，《当年我写“小平您好”》一文已有详尽叙述。国内不少报刊、文献专题片《小平您好》和《纪念》等已有介绍，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北大毕业后，我长期在部队隐蔽战线工作，基本上与世隔绝。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于2001年写了篇回忆文章《当年我写“小平您好”》，对大家说那四个“著名”的字其实是用抹布写的，而且是钉在一条简陋的床单上。历史的真实受到了媒体的广泛质疑，许多报刊都不敢发。但湖北《世纪行》杂志的刘志存先生因为了解我，对此深信不疑。而《深圳周刊》的编辑们收到稿件后，在第一时间与我联系，将一些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敏感内容，如破裤头抹布等等都从正文中删除了，但却在审稿时进行了高明的艺术处理，细心的读者在《深圳周刊》扉页的审稿单上仍旧能管窥全豹。文章经《世纪行》杂志、《深圳周刊》和《晶报》三家首发后，一时引起轰动，历史的真实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示。

  时间到了2004年8月，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组计划将所有的当事人召集在北京相聚，但由于生物系的几名同学在美国留学不能到位，我因筹备书展和眼睛受伤住院等原因也不可能一一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于是许多记者便去采访我的同班同学和生物系的其他同学。中新社记者正常采访了当时的北大副总指挥、时任海淀区委副书记的彭兴业，发了篇《历史性的横幅用床单写就》的稿子，其中本来有一句“后来彭兴业了解到，这是生物系几个学生的杰作。生物系学生毛庆宾、常生找到胡圣虎用抹布在床单上写下了小平您好这四个字”。后来一些报刊转发该文，为了体现“原创性”，又找了一些“知情者”、“参与者”、“见证者”补充采访，就变成了“生物系学生常生书写了小平您好四个字”。一时弄得我非常被动，几部专题片也差点无法播放。后来事情搞清楚了，推迟了几天的《纪念》专题片也在纪念馆开馆当日播放了，同志在第一时间观看了该片。

  事实上，这个口号几易其稿，常生最早写过其他的口号，但没法制成横幅。我作为北大“三角地”所谓的“著名书法家”，长期制作条幅、写海报，便让他们找来了一条床单，没有毛笔就用抹布写，字摆不下，就精简成了“小平您好”四个字。这其实就是一个集体的成果。

  横幅亮相前后也就三五分钟，电视上的画面只有十几秒，但因为是现场直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能看到电视的人并不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两张历史性的照片。

  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有四百多名，仅新华社就派出了三十多名摄影记者，但谁都没有料到群众会有这么个插曲，而且时间又是如此之短，所以只有两名记者拍下了当时的场景。

  一个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王东。他也是《人民日报》派出的唯一一名摄影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用一个高级相机拍党和国家领导人，顺便用一个极普通的莱卡相机拍队伍。为完成好任务，他事先让工人师傅做了一个二米高的台子放在金水桥的南侧。三个学生一亮出横幅即往方向跑，唯恐城楼上的看不见。王东凭着天时地利和职业敏感，条件反射地“咔嚓咔嚓”拍了两张，转眼间横幅就不见了。因为队伍不能停下来，安全保卫人员迅速对混乱的人群进行了疏导。其他漏拍的记者想拍也没机会了。

  王东当晚将照片洗出来后，供《人民日报》国庆专刊采用。因为头版上的口号都很正规，没有选上。画刊专版的人选上了，但也不敢用。二版群众版主编保育钧一眼就看中了这张照片，登不登也犹豫了很久。最后，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二版还是登了，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东因此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展览最佳新闻照片奖”和“第六届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二十多年来，这幅作品不断地被采用、得奖，仅《人民日报》就刊登了7次，且一次比一次大，中华世纪坛还据此做成了浮雕。

  另外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记者贺延光。他是最早拍到这一场景的记者。如果说王东以其职业敏感和占尽地利之便抢拍到了这一历史事件，那么贺延光作为国内新闻界唯一一位既获得过摄影一等奖又获得过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他能抓拍这一历史时刻则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是《长江水患》，还是《SARS病房》，以至《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历史的重要时刻都在他的胶片上定格。

  当时年轻的贺延光就没有资格拿到采访国庆盛典的证件，只因为要随团采访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他才有机会与外宾一同站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南侧的观礼台上。那观礼台也是临时搭的，他就站在第二排。当这个长度只有两米的横幅突然举起来时，在其他几十米长的巨大横幅面前，确实显得太渺小了。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的记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横幅，有的虽然看到了，但却在一愣神之间就过去了。但年轻的贺延光无愧于摄影界的天才，他一眼看到这一个横幅，心头不禁一热，来不及对焦（当时没有傻瓜相机），赶紧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口气冲着那个方向连拍了三张，可说是盲拍的。正是这一刻意的举动记录下了这一瞬间永恒的历史！

  如果说看到王东欢快热烈的照片令我激动万分的话，那么贺延光的照片则令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你看同学们统一迈出的左腿，那不正是我们在东操场排练两个月的成果展示吗？你看那挥舞着五颜六色的花束，还是我指挥女生们连夜赶扎的呢！你再看同学们的口型，他们正唱着《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歌曲呢！还有那……这张照片的信息量实在是太丰富了！看着它，我仿佛又回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人说新闻摄影是一种“失足恨”式的实践活动。新华社摄影部在对这次拍摄时总结道：“这次报道中的重大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场面……”其实,新华社记者杨绍明看到横幅后,想冲上去跟踪拍摄,却被现场执勤的战士拦住,争执之间,场面早消失了，对这件事,杨绍明至今还痛心疾首。据说还有一个叫李振盛的人也拍到过，后来他去了美国，他拍的照片至今还没有见到。

  当时国庆放假三天。国庆的当晚，北大艺术团全体成员也去了。我作为民乐队队长当然也去了。由于对白天发生的事心有余悸，晚上的笛子几次都吹得跑了调。艺术团的团长是现如今新东方学校赫赫有名的徐小平。他当时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分到北大不久，任校团委文化部长，同时与美女斯力担任我们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我笛子独奏时一般由他伴奏。他白天没能去参加，晚上演完节目回到学校吃了总指挥沙健孙副校长安排的汤饺后特别兴奋。当我东躲西藏、不敢回宿舍的时候，他却跑到我住的楼上找到中文系的吕林，想把白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小平您好”搞清楚。深夜两点多了，吕林不配合，他没有得逞。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了《小平您好》的图片，由于学生宿舍只发《北大校报》、《北京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所以北大学生一般都没看到，甚至有些的学生还不知道有此事。但徐小平是“部级干部”，他有资格看《人民日报》。照片的登出逐渐增强了他把事情搞清楚的欲望。要是没有他的执著，这张照片也许就埋没了。但徐小平比“北大人”还“北大人”。他与吕林和吴妙林硬是循着蛛丝马迹找到了生物系学生的宿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摸了个大概，匆匆忙忙写完一篇千字稿，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当时还没有传真机，骑自行车送稿得一个多小时。没办法，他们便用校团委办公室的电话与《人民日报》联系。正想把事情搞清楚的《人民日报》听说有稿子，特别高兴，立即要他们把稿子一字一句地报过去并决定马上发排。随后他们又把稿子报给了《光明日报》。但当他们与《中国青年报》联系时，值班编辑要求他们把稿子送过去，过了一会又回电话说赶不上发排，算了。作为青年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当时既没有刊登贺延光的照片，也没有采用北大的稿件，痛失了这次报道良机。

  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小平您好》，《光明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心声》。两篇报道同时刊出，真相大白于天下，人们这时才知道，“小平您好”原来是北大学生的杰作。

  说来也巧，这两张照片可能是王东和贺延光平生所拍数以万计照片中质量最差的作品，却影响最大，不断地获奖；作为一名书法家，这也是我成名以来所写的最差的四个字，却成了我影响最大的“作品”；而徐小平平生只作了一次采访，却挖掘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之一。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胡圣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