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保暖有用物品的帽子，在古代分工清晰、与礼制严密相连，是不能乱戴的，但其外形在时髦界适当长的时间里乏善可陈。谁成想，“千古一人”苏东坡特立独行所规划的帽子，却引领了一场男人头上的“时髦革新”。

  帽子的前史十分悠长。原始人把兽皮、树叶盖在头上以维护头部，发生了帽子的雏形。《后汉书舆服志》有“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的记载。但是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衣冠之制”发生后，帽子便不能随意乱戴。“冠冕”成了官员和皇帝戴的帽子，是身份的标志：布衣百姓只能戴头巾。东汉大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专断》谓：“帻，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汉代及之前的男人还戴一种帽子：帩头。东汉刘熙的训诂学作品《释名》介绍这种帽子功用时说：“帩头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也便是说，“帩头”的包法颇似陕北汉子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即用一块布从后往前包住头发，然后在额前打结。

  不成想，平头百姓戴的、上不了台面的“帩头”却引领了第一次头上的“时髦革新”。《宋书礼志》谓：“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幅巾”便是老百姓戴的一种头巾。为什么王公名士忽然就喜爱上这种帽子？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混战，传统礼法遭到严重损坏，加上受形而上学影响，整个社会掀起一场时髦大变革，冠冕被看做是礼制捆绑的代言，而服巾则是特性解放的标志。所以，士大夫纷繁以戴巾为荣。当然，最具传达力的戴巾者乃是摇羽毛扇的三国时期东吴主帅周瑜（古代小说、戏曲及现代影视剧都将此创造赖给诸葛亮了）。有词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纶巾”便是头巾的一种。“羽扇纶巾”俨然成了后世知识分子敬慕先贤的“标配”。

  隋唐时期，一种新帽子“幞头”登上前史舞台。唐宋许多文人史料笔记都记载了此帽的使用方法。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幞头一谓之四角，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弯曲附顶。”幞头虽仍存汉晋幅巾的方式，看似帩头、幅巾的“加强版”，但考古学家以为幞头是由“鲜卑帽”开展而来。一时间，从皇帝到布衣，每天都要裹上幞头，此帽也成为其时男人日常服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幞头很快“脱离群众”，到唐宋时期又演化成了“冠冕”。不同之处在于，幞头软而不定型，冠冕则硬而有型；冠冕代表礼制和正式，幞头则给人随性和时髦感觉。

  新旧《唐书》、《唐会要》里的“巾子”，前期用硬布制成，套在发髻上，成为幞头定型的底衬。正因为巾子的衬底效果，唐人幞头虽是头巾，看上去就像硬质的帽子。到了唐末及宋代，内衬木质巾子、外施漆纱后的幞头，就根本成为一顶硬壳的帽子。因其外涂黑漆，所以也被叫做“乌纱帽”。

  能够幻想，这种帽子戴在头上只合适装门面、做姿态，舒适度必定差。元祐元年（1086年），十分欣赏苏东坡才调的高太后（摄政）召回时年51岁的苏东坡。戴着“高筒短檐帽”的苏东坡走在开封街头巷尾，立即被巨大的粉丝群“围住”。他戴的帽子由乌纱做成，帽身较长而帽檐极短，极像一个高高的筒子倒扣在头上，即宋末元初的大画家赵孟頫所画“苏轼立像”中苏东坡头上所戴的“帽子”。东坡创造的帽子其时就发生轰动效应，引来时人纷繁仿效。北宋文学家李廌《师友谈记》曰：“士大夫近年仿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南宋文学家洪迈《夷坚志》中“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的记载，说得是逢年过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布衣百姓，简直无人不戴“子瞻帽”。

  其实，苏东坡改进的帽子远不只“子瞻样”，他被贬谪到广东惠州时，又将南方人用来防日晒雨淋的“竹笠”改成“东坡帽”，即在斗笠沿处加上一圈几寸长的黑布或蓝布，以避免阳光直射到人的脸庞。当地老百姓一下就接受了这种帽子。另一种“东坡帽”（椰子冠）是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时因地制宜用椰子壳制成的。明《正德琼台志》载，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谪居儋耳，曾拿椰子壳请当地演员雕成椰雕帽谓之“椰子冠”，并在《和子由椰子冠》诗中挥洒豪情：“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苏轼创造的“东坡帽”之所以遭到火热追捧和仿效，引领着群众头上的“时髦革新”，实乃他不是替朝堂士大夫附庸风雅的装饰物考虑，而是其规划的帽子对劳动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群众来说，很有大的效果。这也折射出苏东坡的民本思维、共同的品格和气质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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