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是战后美国势力的总代表，但他的“后台”柯尔柏鲜有人知。阿尔弗雷德·柯尔柏（Alfred Kohlberg）是民国时期的汕头抽纱大王，他的公司在汕头叫做“柯宝洋行”，他推动麦卡锡主义以回馈政权。

  柯尔柏（1887-1960）这一个名字，是民国外交部官员及《申报》的原有译法，当代学者又重译为柯尔伯格、科尔伯格、考尔伯格，可谓治丝益棼。译法歧出导致同一个人被当作不同的三四个人，也使这个风云人物乏人关注。

  柯尔柏是德裔犹太人，1887年出生于旧金山一个贫寒家庭，中学时期喜爱写作，弄了一个印刷作坊，出版一份杂志在亲友圈中传阅。1904年，他考入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的同时兼任记者。1906年，旧金山地震引发火灾，他作为预备役军官担任某个上校的勤务员，在伯克利连续5天执勤。他挂念旧金山家人，向上校请假探亲遭拒，气愤之下上交佩枪，立即赶回旧金山。这个违纪行为导致他被褫夺预备役军官资格，也被加州大学开除。幸运的是，他家的亲人、房子在地震和大火之后还都安然无恙。

  为应付地震、火灾善后工作，政府在他家旁边设立应急印刷厂，他的印刷设备也被征用，其父被任命为厂长。他一回到旧金山，他爸爸主动让贤，让他负责管理印刷厂。随着灾后重建的启动，这个小厂的生意十分火爆，客户排队下订单。虽说是日进斗金，柯尔柏却遇到了麻烦。印刷工会要求他一定要雇用工会会员，强迫他解雇没有加入工会的员工。这让他非常恼火，一气之下把印刷厂卖了。他对左翼势力的不满导源于此。

  他有着十分敏锐的商业触觉和冒险精神，1915年在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看到中国出产的花边、抽纱手巾，觉得精美异常，采购一批试销大获成功。次年，他为开拓业务专程来华考察，喜欢上了中国。第一印象很重要。他觉得日本黄包车夫死气沉沉，中国车夫则脾气甚好，笑容可掬。

  1920年，他在纽约设立柯宝洋行（Alfred Kohlberg Inc.），随后在汕头、上海、烟台设立分行，主要经营抽纱手巾、花边，很快就发家致富，在中美两国都被誉为“手帕大王”，柯宝洋行也坐上抽纱业第一把交椅。他设在汕头的工厂雇佣12000人，签约的住家女工超过10万人。

  抽纱工艺源自欧洲，狭义的抽纱是指把亚麻布某一部分的经纬线抽出，形成镂空效果，再用刺绣针法加以美化。经过这样处理的手巾，玲珑剔透，充满艺术感。广义的抽纱，指花边、台布、椅垫、碟垫、内衣等成品半成品。民国时期，抽纱工艺品以手巾为大宗，在欧美广受欢迎。抽纱工艺于1885年由教会女传道率先在汕头传授，一开始纯属慈善事业，希望让足不出户的潮汕妇女通过这一种弹性工作增加收入，裨益家庭。抽纱行业普遍实行“放工制”，通过代理行、“花头”把亚麻布、棉纱发到各家各户，抽纱女工在家里一有空就可以工作，工作不误照顾家庭，使得这门工艺迅速传播，涌现大批熟练抽纱女工。1930年代形成50万人的抽纱女工队伍，受惠人数超过百万。柯尔柏随时掌握美国市场脉搏，不断推出时新图案，产品十分畅销。传教士引入的抽纱手工业，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使潮汕经济摆脱了“内卷化”，催生了大批中小企业，到1933年跃升为潮汕地区第一大产业。

  汕头文史学者张耀辉近期发现，1935-1949年间的柯宝洋行设在汕头博爱里4号，这座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笔者认为这个发现可为曾经辉煌的汕头抽纱业提供重要实物见证。

  柯尔柏在汕头找到美领馆中文秘书张廷鉴（1884-1974，Chang T.K.）当买办。张廷鉴长袖善舞、善于经营，其妻林怡静则心灵手巧，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各种针法传授给抽纱工人，柯宝洋行生意滔滔。除潮汕外，柯尔柏也在烟台等地采购，据说平均每年的生意额达150万美元，在抽纱行业首屈一指。他把从中国抽纱赚到的利润，投资于纽约曼哈顿地产，资产快速增值。

  柯尔柏发家受益于中国，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他为中国人饱受战争灾难感觉到很伤心，电汇2500美元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领事以这笔钱为基础，广泛开展募捐，成功救助了数万战地难民，把他们安全送回老家。

  抽纱行业实行放工制，洋行把亚麻布、棉纱等交给代理商分发给女工，这些原材料都属于洋行财产。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宣战，柯尔柏有350万件货件尚未收回。他在账本上已经把这些当作损失一笔勾销。1946年初，他回汕头时惊喜地发现，抽纱工人冒着危险把这些货品用各种办法埋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听到他安全归来，纷纷把抽纱成品从埋藏地点取出，交还给他。（The China Lobby Man, 第162-163页）此事在《揭阳文史》第13辑也有记载，应属确凿不磨。物归原主的义举体现了潮汕抽纱工人、代理商的高度诚信，也是柯尔柏善于收买人心有以致之。他能保持准时支付工资，还经常造访工人家庭嘘寒问暖。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刚刚签订，在上海开往汕头的轮船上，他与一个希腊航空工程师交谈，证实抗战初期苏联给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已经停止。这一动向，使他万分担心中国的抗战形势。他立即自己动手搜集资料，分析苏联的动向。

  他发现，张鼓峰战役是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支援中国抗战的壮举，他就是北伐时期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张鼓峰是位于中苏朝三国边境的小山包，从1938年7月底开始，他亲自指挥苏军对日军的攻击，目的是牵制日本军力，打乱其攻占武汉的计划。

  他在美国听到许多对腐败的批评，同时也对延安表示好感。1943年，主管中国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居里（Lauchlin Curie）把他叫到白宫谈话，对他说：政府毫无希望，军队缺乏战斗意志。这引起了他极大警觉。他发现，这一波宣传攻势最早由太平洋关系协会属下的杂志《远东观察》所发动，最早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协会的毕恩来（T.A. Bisson），1937年曾与拉铁摩尔、《美亚》杂志主编贾菲一起访问延安。

  出于对中国事务的深切关注，他很早就加入了太平洋关系协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订阅了该协会的各种书刊，不过之前并没有仔细阅读。受美国医学援华会莫里斯·威廉医生启发，他系统阅读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出版物，与美共出版的《新大众》《》杂志作对照，发现协会与美共的步调出奇地一致。他做了详尽笔记，整理出名单及相关证据，形成88页的黑材料，认定“抹黑”、称颂的源头之一就是太平洋关系协会。他提议协会调查亲共势力。协会领导人对他的多次提议均置之不理，科尔柏在1947年动议全体会员投票表决。投票结果，柯尔柏以66：1163票惨败。协会副主席迪恩（Arthur H.Dean）主持了会议，他正告柯尔柏，太平洋关系协会是一朵白莲花（lily-white），难以抹黑。柯尔柏遭此惨败，不得不退出协会。

  1946年起，柯尔柏发起成立美国对华政策协会（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等3个组织，创办刊物，不断发表文章，攻击所谓“阴谋”。1948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里面的同情者必须被踢走。……他们未必都是员，但都是同情者。”（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11, 1948）

  从1945年开始，接连发生《美亚》杂志案、希斯案，曾经访问延安的《美亚》杂志贾菲以伪证罪受处罚，右翼势力怀疑美国政府许多部门都被苏联间谍渗透，大造声势。1950年1月24日，前太平洋关系协会官员、国务卿助理阿尔杰·希斯经法庭审判，认定为苏联间谍，因间谍罪追诉时效已过，以伪证罪判处5年徒刑。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发表他著名的演说，公开宣布他掌握了潜伏在国务院的员数量，其实缺乏充分证据，特别是后来在一次电台访谈中爆出“57名持党证的员”这一说法，证明他对地下工作极其无知，这让柯尔柏非常焦急。

  3月8日，应麦卡锡要求，参议院泰丁斯委员会开始对国务院官员忠诚问题进行听证。3月21日，麦卡锡指控太平洋关系协会学者拉铁摩尔为“首要俄国间谍”。3月23日或24日，柯尔柏赶到华盛顿会见麦卡锡，几天后提供了有关太平洋关系协会、拉铁摩尔的一整套“黑材料”。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出生次年即随父来华，12岁回欧洲上学，1919年重返中国，长期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被认为是美国远东事务权威，抗战期间受罗斯福委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是协会核心刊物《太平洋事务》主编。麦卡锡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指控拉铁摩尔为员，这是他遭左翼、自由派唾弃的一大原因。他不了解很多美国知识分子同情，是出于对腐败无能的痛恨，而并不全是加入了党组织。

  之前拉铁摩尔已陆续收到柯尔柏的指控材料，早已成竹在胸，为自己做了很出色的辩护。正是在5月3日的答辩中，拉铁摩尔创造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一词，用来指称麦卡锡对他的迫害，这个富有创意的新词不胫而走，流行至今。7月，泰丁斯委员会宣布拉铁摩尔无罪，但会内的共和党少数派拒绝签字。

  拉铁摩尔随后写出《诽谤的煎熬》（Ordeal by Slander）一书，采用“中国游说集团”（China Lobby，也称“院外援华集团”）这个词，把柯尔柏认定为总头目。在给敌人贴标签这方面，拉铁摩尔无疑是盖世高手。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参议院重启对拉铁摩尔的调查，这一次换了一套全新的人马，以柯尔柏提供的资料为主要是根据，但始终没有办法证实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最终只是认定犯有伪证罪。拉铁摩尔及时移居英国，躲过了处罚。

  虽然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拉铁摩尔为员，不过他确实被员所包围。著名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德共中央委员，1933年移居美国，以《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蜚声学界。1928年，“第一战略间谍”冀朝鼎从美国赴莫斯科，被周恩来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奉派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工作。1929年回美途中，他在德国法兰克福，透过共产国际的关系结识维特夫。后来，知根知底的维特夫在参议院作证说，他曾亲口告诉拉铁摩尔，冀朝鼎是员。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否认此事，被认定作伪证，不得不流亡英国，在法律上并不能认为他无懈可击。拉铁摩尔在明知很多人是人的时候，仍然推荐到关键岗位，这也是他被人怀疑的重要原因。

  魏特夫、拉铁摩尔、冀朝鼎三人有着十分密切的特殊关系。冀朝鼎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由维特夫“治水社会”理论的启发下写成，经拉铁摩尔推荐出版。该书自序称：“作者还要感谢K.A.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历史方面，曾经作出了启发性的成果，他的贡献，证明了他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地位；承威特福格尔博士盛情阅读了全部原稿，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魏特夫（Wittfogel）在此处译为威特福格尔。

  依据柯尔柏提供的材料，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列出太平洋关系协会48个嫌疑人，里面与中国有关的人物，除费正清属于冤案、拉铁摩尔未能证实外，冀朝鼎夫妇、陈翰笙、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事隔多年以后都被官方确认为员或同一阵营的革命同志。

  1942年起，拉铁摩尔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区主任，把唐明照、冀贡泉（冀朝鼎之父）引荐到情报局工作。唐明照，广东恩平人，少年时代从广东恩平赴旧金山，回国后入党，1932年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返美，曾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1971年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旋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近些年来，一些权威资料逐渐公布，让我们都知道冀朝鼎、陈翰笙、唐明照这些人都是美共中央中国局（CPUSA Chinese Bureau）重要成员。

  1945年4月-11月，董必武率领代表团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带来一批著作、及英译初稿交给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徐永煐，请他组织人员进行审校和翻译。1947年，徐永煐到延安参加外事组工作，1950年5月，任“党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选集》英译工作，至1960年因病休养，四卷《选集》英译本到此已基本完成。原中国局干部冀朝鼎、陈翰笙、唐明照，以及美国财政部官员爱德乐（Solomon Adler）、柯弗兰（Frank Coe）都先后参加了翻译工作，这两人后来都被证实为美共党员，都是冀朝鼎地下工作网络重要成员，反过来证明柯尔柏的指控还是有比较高的准确率。《毛选》英译班子以原美共中央中国局成员及其联系人为核心组成，钱锺书等学者只是技术专家，片面夸大钱氏在《毛选》英译班子中的地位不太适当。

  麦卡锡主义肆虐之时，进步阵营也做出反击，指麦卡锡主义由“中国游说集团”所发动，柯尔柏则是这一集团的核心人物，美共《工人日报》认为他是“麦卡锡背后的男人”，《美国八大冤假错案》一书则称之为游说集团的“财政保护神和最直言不讳的政论家”。他资助一些书刊的出版，出资创办了《老实话》、《自由人》杂志作为舆论阵地，也向主流媒体投书表达他的观点，并利用自己的资财，不断向有关机构、重要人物寄送表达己方观点的材料与文章，为麦卡锡主义的肆虐推波助澜。

  近年有学者觉得，柯尔柏是因为1949年后抽纱生意受到打击对怀恨在心才发起这一波攻击，这个说法说服力不强。他是因为在中国做生意30年，而自觉地站到立场。

  柯尔柏的活动，很早就引起左翼阵营的注意。1945年9月25日，进步记者爱泼斯坦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还有一位名叫科尔伯格的先生（美国援华医药分会的成员、来自汕头的亚麻织物进口商），他指控太平洋关系协会，并且几乎把他们说成是《工人日报》的附庸。科尔伯格现在可能正在重庆为此收集更多的弹药。”（《宋庆龄在重庆》，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

  从史料来看，不能说柯尔柏支持麦卡锡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打击了他的抽纱业务。他的主要生意搭档张廷鉴父子已适时迁港，不少潮汕抽纱技工、业务人员也相继到港；柯尔柏把亚麻布、棉纱运到香港，加工为抽纱成品后再运到美国，生意额会降低，但并不致命。1956年，他从爱尔兰采购原料发往香港加工的30多万条手巾，运抵纽约仓库后，财政部官员认为这些货物来自“红色中国”，以违反禁运条例加以查封，后经柯尔柏提供证据后不得不放行。

  柯尔柏自掏腰包创办刊物与团体，宣扬观点，是出自在中国经商30年形成的立场。在美国，由于工会力量强大，资本家剥削工人受到一定的制约；在中国则没有工会干预其经营活动，他认为这样的事业成功是政权所赐，因而自愿效劳。

  麦卡锡主义在1950-1954年间让美国左翼、自由派闻风色变，与柯尔柏源源不断提供的“炮弹”不无关系。麦卡锡对中国缺乏了解，柯尔柏却是个中国通，对苏联也深有研究。麦卡锡不自量力，自我膨胀，到1954年把矛头对准美国军队，终被主流社会抛弃，遭参议院公开谴责，于1957年郁郁而终。

  1960年1月，柯尔柏举行了最后一次生日派对，前来祝寿的有格林斯潘，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美联储主席。当年4月，他在纽约去世，结束了取之于民（抽纱女工）、用之于民（政权）的一生。作为麦卡锡主义的二号人物，柯尔柏几乎被人遗忘。麦卡锡已被钉在耻辱柱上，柯尔柏则成功避免了身后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