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贺子珍一直幽居在陈毅为其安排的，徐汇区湖南路262号的一家公寓内，她深居简出，和家人们在这一方小天地里过着极平淡的生活。邻居们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的是曾经的铁血女战士，曾经的毛主席妻子。

  1979年6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十分显眼的位置刊登这样一则新闻：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已经偏瘫两年之久的贺子珍在得知获得了这份荣誉时，精神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当组织上派人来看望她时，她忍不住向组织提出了三个要求。

  对于这三个要求，她过去也曾提出过，但每一次都遭到了组织的拒绝，所以，贺子珍心里也没谱，她能做的就是安静地等待。

  主席逝世，没能为其送行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举国悲痛。

  消息传到上海时，一直幽居养病的贺子珍显的格外冷静，她有时会不停地在房里踱步，有时则呆坐着，只是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怎么就走了呢？主席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他的身体向来都很好的啊。”

  为她传达这一条消息的是她的女婿孔令华，看到岳母这样孔令华十分担心，他想，也许母亲贺子珍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一条消息，果然，几天之后，贺子珍开始不受控地嚎啕大哭起来。

  可孔令华还是没有料到，贺子珍的悲伤竟是如此强烈。头些日子那个平静的贺子珍完全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悲伤到极致的贺子珍，她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魂魄，彻底被悲伤击垮，这一哭就是好几天，哭的整个人失了神，缓不过来。

  她抓着孔令华，一边一个劲儿地哭着埋怨自己没能嘱咐好李敏好好照顾他，一边又后悔自己当年不懂事。

  孔令华不停地安抚她的情绪，安慰她道：“父亲是一国领袖，为他送终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亲人的事，全中国人们都在为之牵挂啊。”

  贺子珍当然想去北京，去送别毛主席，那是她这辈子挚爱的战友和丈夫啊。他们曾在一起生活了10年之久，一起携手走过了革命最艰难的时期。

  在毛主席个人政治最低谷的时候，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是她；在红军过草地、翻雪山，进行十万里长征的时候，与毛主席携手走过的，也是她；给毛主席最纯粹的爱和无私的支持，为其一年接一年的生孩子的，还是她。

  他们感情笃深，荣辱与共，虽然后来两人的婚姻不得已结束了，但在她的心中也从来就没埋怨过主席半分。

  但事不如愿，种种原因贺子珍最终没能成行。她只好将毛主席的遗像摆放在了她上海的家中，来深切悼念他。在毛主席的遗像前，她的眼泪大颗大颗的滴落，手捧一条黑纱，轻轻地披挂在毛主席的像上，然后神情肃穆地三鞠躬，嘴里喃喃道：“毛主席，请安息吧。”

  哀莫大于心死，极度的悲伤之后，贺子珍的情绪又迅速变的非常镇静。她整天整天的不吃饭，只是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当初不懂事，埋怨女儿没有照顾好主席。

  李敏参加完主席的丧礼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贺子珍的身边。提起父亲的治丧活动，贺子珍不再流泪，李敏知道这是要强母亲在隐忍，在要强，其实她的心里早已流满了苦涩的泪水。因为仅仅是一段时间没见，母亲却比以往看上去衰老了不少。

  向组织提出三个愿望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贺子珍对女儿李敏说：“我想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也好。”可过度的悲伤，让她的病情变的更严重。糖尿病和中风摧毁了这个刚直、坚强的女人，左半身瘫痪的她，一度陷入了消沉。

  1979年6月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中，当年在井冈山的老战友们，纷纷向组织建议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11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刊发了一则新闻：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相关新闻报道中，还刊登了一张贺子珍的照片，人民群众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贺子珍这个铁血女战士还依然健在。

  另外，组织上还派人来看望贺子珍，贺子珍激动地落了泪，因为偏瘫说话已经不大利索的她认真地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国家，感谢党，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当问道她有什么愿望时，她表示：“我想去北京，想见见毛主席，还想看看。”

  这些朴素的心愿，是贺子珍这些年以来的遗憾，她自建国以来就没能到过北京，也从未见过，也没能跟主席好好的道个别……

  有关部门将贺子珍的心愿汇报给了中央，中央收到了消息之后，迅速作出了批示：同意！

  后来，她的外孙女孔冬梅回忆说：“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

  其实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贺子珍就想去见一见毛主席。在此之前，贺子珍因为一时赌气不顾毛主席的劝阻跑去了苏联。

  但贺子珍去到苏联以后，日子并没有像她期待的那般好起来，出生的小儿子不幸夭折，让她终日以泪洗面。倔强的贺子珍不肯写信回国，一个人独自承受着丧子的沉重的打击中。

  为了宽慰贺子珍，毛主席将他们的女儿李敏送到了她的身边，于此同时，贺子珍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已经取得了联系。在孩子们的陪伴之下，贺子珍终于从悲痛中走出来了一些，度过了一段相对温馨的时光。

  但之后，苏联又爆发了战争，别说学习，就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为了给自己以及孩子们谋得一口饭吃，贺子珍同时做好几份工作。

  接着，李敏因对莫斯科的气候难以适应，不幸染上了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已经遭受到丧子之痛的贺子珍，面对女儿突然病倒的情况，心急如焚。为了救病重的女儿，她和儿童医院的领导起了争执。

  吵到最后，时任第三国际的东方部长指使相关工作人员，将贺子珍强行送到了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贺子珍的精神本身没问题，只是有些急躁，但在精神病院中，越是反抗，越是被认为不正常，医生们强迫她服用各种精神治疗药物。

  贺子珍在精神病院中被关押了数年，一直到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跟苏联方面交涉之后，贺子珍才得以从精神病院出来。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贺子珍一刻也不想呆在苏联了，经组织批准，她终于再次回到了祖国。

  重新回到祖国的贺子珍，不愿意再回忆在苏联生活的经历，并且因为在精神病院饱受摧残，她的身体更加的虚弱了。但尽管如此，贺子珍心中依然有一股傲气，她还是希望可以重新参加工作。

  先是在哈尔滨生活半年之后，贺子珍跟随组织来到了沈阳，然后进入到东北局总工会干部处工作，之后还担任了浙江申妇联主席等职务。期间，虽然贺子珍也想与毛主席再次见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始终没能相见。

  起初，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送李敏和毛岸青到毛主席的身边时，为姐姐贺子珍争取过，她有些赌气跟毛主席说：“姐夫，娇娇（李敏）一直在问她妈妈何时能够过来呢，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由你回答她最为合适。”

  贺怡见毛主席虽然没有表示支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性格同样直接的她，说道：“主席，我这次来呢，一是护送外甥女到您身边，二是给子珍姐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地位。”

  毛主席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他说：“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仍旧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贺怡想了半天，也不明白毛主席所说的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是怎么办，不过在她看来，不管怎么办，能够让姐姐贺子珍与毛主席见上一面，什么都好办。所以，贺怡便回去接贺子珍，劝说她同她前往北平。

  但在途中，二人却被工作人员拦下，这些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对贺子珍和贺怡说，她们不可以到北平，这是组织上的要求。

  贺子珍愣了一下，心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其实，毛主席在贺子珍妹妹贺怡的要求下，曾提笔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子珍：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贺子珍想到这句话，于是，她没有与对方争执什么，沉默着南下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为了顾全大局，贺子珍便始终没去见毛主席，而是将全身的热情都投入在了工作中。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贺子珍的身体情况越来越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申请在家休养。

  贺子珍始终盼望着再见毛主席一面，1959年陶铸的夫人曾志去南昌看望贺子珍，面对昔日的战友，贺子珍鼓足了勇气，问了一句：你去过北京吗？

  曾志明白贺子珍其实一直是思念着主席的，于是将自己明白的一些消息都讲给了她听，原来。后来，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还将贺子珍的情况反映给了毛主席。

  听说了贺子珍的情况之后，毛主席沉默了许久之后，才开口缓缓说道：“我想抽个时间见见子珍。”

  1959年7月，八届八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毛主席提前几天来到了庐山，与此时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悄悄见上了一面。

  当时，江西省委以邀请贺子珍到庐山乘凉为由，将她悄悄地接上了庐山。之后，在“美庐别墅”二楼，整整时隔22年未见的毛主席与贺子珍再见了。

  贺子珍没想到日思夜想地人，竟突然间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愣了几秒钟以后，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毛主席示意她坐下，然后为她倒了杯清香的茶，等着她将情绪稳定下来。

  良久，贺子珍依然泪流不止，毛主席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一直哭，以后见不到了，你又想说。”

  贺子珍终于慢慢定住了情绪，问毛主席的近况，毛主席也问她这些年的遭遇。当贺子珍说起在苏联的悲惨经历时，毛主席也禁不住感到难过，他又摇头又叹气地问：“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是啊，为何需要走呢？他们曾是井冈山上令人羡慕的革命伴侣，他们是彼此的一眼万年，是彼此永远最信赖的身后人。

  贺子珍曾在一次敌军空袭时，因保护伤员，被炸弹炸成重伤。那时的她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全身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但当她醒来时的第一句话，是请求大家别将这件事情告诉毛主席。

  她说：“我受伤的事情就不要告诉润之了，他在前线指挥作战紧张，不要再让他为我分心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能再见面就好……”

  在革命事业上，两人的目标和决心是一致的，但在生活的很多问题上，两人也像平常夫妻那般，有着一些分歧和争执。

  贺子珍的性格中是有几分强势的，就连毛主席都称呼她为“女司令”。两人偶有争吵，多半是因为两人对信仰都有着超于常人的执着。

  贺子珍对于革命有着极高的热情，她不怕吃苦，只希望有机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由于毛主席身份的无法替代性，加上两人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出生，贺子珍只能选择放弃一部分工作，回归到家庭之中。

  可贺子珍心中干革命的热情一直在，这让她觉得有些委屈，再加上连年生育以及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贺子珍的身体健康情况逐渐也变的令人担忧，身心皆疲的贺子珍在日常生活中，变的越来越易怒，二人的争吵也变的越来越频繁。

  终于，在一次争吵之后，贺子珍赌气之下，搬出了窑洞。她出走到西安，希望之后转到上海治病，等治完病再重新投身革命。主席多次写信劝慰，在信中，他真挚地写道：“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但最终，他还是没拦住她去往苏联的脚步……

  贺子珍想到这里，眼泪又开始止不住地流，半天，她哽咽道：“都是我不好，那时，我太不懂事了。”

  22年后的再见，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第二天，贺子珍被送下了山。没成想，这次见面，就是两人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北京再也不是梦中地1979年9月，贺子珍乘专机终于如愿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之后，身体一直抱恙的贺子珍被安排住进了总医院。住进医院之后，贺子珍立即向工作人员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8日，贺子珍在女儿李敏以及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之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来之前，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再叮嘱李敏，一定要注意贺子珍的情绪，不能让其过于悲伤。因为她此时的身体，已经没办法再经受严重的精神刺激了。

  李敏等人也一再叮嘱她，不能在纪念堂上哭出声，因为这是组织上的纪律，贺子珍一辈子最是服从纪律，她认真的点点头。李敏握住她的手，告诉她，难过时，大家都会在她身边陪着她，她又点了点头。

  贺子珍虽然已经病重，但她知道，不能打扰主席的清净。就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她还要求护士帮她换掉自己的手帕。护士之前为她准备的一条粉色的手帕，贺子珍觉得不好，执意要换成白色的手帕，那样显的更加庄重。

  李敏和孔令华推着她，她拿着那条白手帕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缓缓进入了毛主席纪念堂。先是到了毛主席的纪念像前，贺子珍看到大厅正门的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一下就泪如泉涌，极力控制了一下，情绪才得以恢复。

  李敏等人将事先准备好的花圈献在的雕像前，之后，李敏和孔令华又推着贺子珍走近了的遗体陈列室，当贺子珍看到水晶棺内熟悉的身影时，她的热泪再次大颗滚落。

  他安安静静地躺着，她满眼热泪和深情地凝望着他，久久不愿离去。离他们最后一次庐山相见，又过去了二十余年，只是这次他们已是阴阳两隔。她挣扎着站起身来，强忍着热泪朝主席的遗体深深地鞠躬。

  在女儿女婿的再三劝说下，贺子珍才重新坐上轮椅，李敏担心她再受刺激，便将她推进了休息室。

  来到休息室，她一抬头，发现室内挂着依附毛主席在长征过程中亲手书写的《七律•长征》，睹物思人，她不禁又想起过往种种，回忆里的人是两张年轻的面容，男同志握住女同志的手说：“很好，我们以后就一起战斗吧！”

  这间休息室就是毛主席生前的休息室，屋里物件的陈设都不进行过任何的改动，贺子珍就安静地斜靠在一把已经落了灰尘的椅子上，目光迷离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任凭眼眶的泪水，无声流下……

  走出纪念堂，坐在即将离开的车上，贺子珍还回头用哭的发红的眼睛静静地遥望着毛主席的长眠之地，那一眼被定格成了永恒。

  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贺子珍一直在北京住着，期间，她曾经的老战友们也纷纷来看望她，他们一同回忆难忘的战争岁月，一起畅谈祖国的美好未来。

  1981年，贺子珍选择回上海，中央表示，随时欢迎贺子珍再次回到北京。但贺子珍这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1984年4月19日，在毛主席逝世8年后，一生饱经风霜的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贺子珍去世之后，中央高层领导还有她的那些老战友们集体前去吊唁，送上花圈，为其送行。最后，她的骨灰盒被送往了北京，安葬于八宝山一室。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战士，中国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