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距今31年，距去世14年，位于北京的国家政务办公处的中央警卫局，正全面清理着的遗物，意外发现在一个普通的柜子内，有着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大家纷纷猜测这是什么珍贵东西，为何值得国家主席整整齐齐叠好、如此郑重其事地放在衣柜最下面的小柜子里，像是藏着的“宝贝和秘密”。

　　曾经在身边工作过的人说道：“主席对自己的个人生活物品不会这么摆放；所以这么多东西不是主席用的，既然不是主席用的，那会是谁用的呢？而且看着衬衣、军帽和袜子的大小、新旧程度，应该是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的，还是年轻男子的物品。这样一样，这么多东西应该就是毛岸英的了。”听完分析解释，大家恍然大悟，又有些感慨，联想起父子二人的事，眼中噙满了泪水。

　　按照老家那边的风俗，也应该是全国大部分地方的风俗，逝者生前的衣服等遗物，是要焚毁烧掉的，即使有些不好烧掉，也会随意放置到不起眼的地方去，防止睹物思人伤心。而确实是藏到不起眼的地方去了，但不是随意，是整齐安放在自己随时能拿到的地方。

　　放到不起眼的地方去，不过是不想让别人明白自己思念儿子，也不想他人看到领袖也有“脆弱”一面，这些衣服一放就是几十年，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即便是悉心照料他多年的一些工作人员。毛岸英去世后的多少个日日夜夜，老父亲抚摸着这些衣物袜子默默流泪，是不是会对亡妻杨开慧感到愧疚，没保护好两人优秀的孩子。

　　毛岸英打小就是“行万里路、吃百家饭”长大的，流落在上海的数年时间，所经受的苦难是我们能想象到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这段经历给少年的毛岸英带来的很大的痛苦，但也促进了他的成长，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产生清晰的认知。

　　毛岸青曾回忆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牙子，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

　　1936年，14岁的毛岸英出国，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这里的环境安稳过国内，利于他的成长。国外的时光，父亲曾写去的信不多，内容不是家常琐事，而是一些切实的做人道理。例如建议儿子毛岸英：“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你们有你们的前程（即毛岸英与毛岸青），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虚荣心，总是会有的进步的。”

　　书信中的内容大致都是如此，不在儿子毛岸英的身边，却还是想尽办法地用文字告诉他父亲的人生经验，想尽到父亲教育儿子的责任。

　　1946年，毛岸英回到祖国，来到延安，当时身体抱恙却还坚持来接机。时隔19年没见的叙旧很快就结束了，便对毛岸英说：“你吃了十年的洋面包，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也上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有一课要补，你应当去中国的劳动大学，这个大学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先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么种地，了解了解中国农村。”

　　毛岸英很听话，遵照了父亲的意思，背起被褥来到吴家枣园，拜农民为师，上起了农民大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毛岸英与两个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作为的先遣队，作为首批进入北平的战士。看，的儿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毛岸英听从父亲建议，下基层的机械厂，已担任了一个党支部副书记。

　　1950年10月，当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半岛抗击美国时，毛岸英主动向和党中央递交了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很高兴（担忧也有，不过没有表现），认为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为国奉献的积极性很高，应该成全他。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彭德怀，先行离京赴朝之前，为他饯行，毛岸英在一旁陪同。中途，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这兵要不要？我看，你就收留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让他担任翻译工作。”

　　彭德怀一瞬间进行了头脑风暴，毛岸英在苏联参军官至上尉，参加如今抗美援朝，硬实力和资历是够的，但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啊；毛主席当面提及，意思是不是让毛岸英去呢？让他给全党带个头。

　　于是彭德怀同意了，事后还说：“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啊。”身边许多人都劝说：“岸英在单位工作任务很重，不好离开，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好。”却头也不抬地说：“谁叫他是我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毕竟抗美援朝是帮朝鲜打仗，打的还是美国，可能有人会不服气，觉得凭什么要去帮人家打仗。而毛岸英的自愿参加抗美援朝，让其他自诩“有理”的人闭嘴。

　　就这样，毛岸英告别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走上前线。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工作地点是在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翻译。应该没有人觉得毛岸英在这是违反纪律的吧，如果真有，那就去翻翻毛岸英的履历。

　　彭德怀的秘书杨凤安回忆这段往事：毛岸英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盛气凌人的感觉，他不说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国家领袖的儿子。彭德怀司令员多次邀请毛岸英与他一同吃饭，毛岸英一次都没有同意，全部拒绝。他从事着俄语翻译工作，其他工作不由他负责，但他还是会主动参与帮忙。

　　1950年11月，此时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一同来到位于大榆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三方会晤，毛岸英相当于是同声翻译，代表彭德怀向苏联方介绍第一次战役的过程和第二次战役的计划。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拉佐瓦耶夫直夸毛岸英俄语说得好，还询问他是否在苏联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志愿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是朝鲜半岛的著名金矿地，而司令部附近又有4部电台，承担的收发电报的工作很多，所以美军很容易就判断出大榆洞是志愿军的重要机关所在，因此时常派飞机来骚扰和侦察，有时还进行俯冲扫射。

　　11月21日，国内的中央收到消息，便让周恩来致电来志愿军司令部：为保证志愿军指挥机关及领导的安全，规定志愿军所在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准备好地下工作办公室，任何不得违背。

　　11月24日，又亲自致电志愿军总部，再次声明：一定要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切勿大意。此次战役将升级，敌人会大量使用汽油弹。

　　线日，天空将亮未亮，洪学智副司令员赶到彭德怀司令员的作战办公室，生拉硬拽地把不肯走的彭德怀带到防空洞。两个多小时过后，杨凤安就注意到两架敌机从外面的司令部办公室飞过，不过没有发生特别情况，他嘱咐办公室内的注意防空，并向作战处的了解到前线情况，准备回去向彭德怀汇报。

　　杨凤安一出门，就看到几辆敌机飞过来，舱门已经打开，正要投放什么东西，他边大喊着“不好，快跑”警示司令部办公室内的众人，边去安全地方。几十枚汽油弹投下，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怕是一时半会停不下来了。而司令部办公室内，只逃出来了四人，而且头发眉毛被烧，面部轻伤。

　　而昨晚工作到凌晨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没有从火海里跑出。杨凤安飞快跑到防空洞，将这事报告给了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听后，脸色惨白，呆愣着，久久不说话。赶至现场，看着毛岸英烧焦的尸体，彭德怀等人的心情非常沉重。彭德怀缓步走向防空洞，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发去电报。

　　电报很短，一两百字，彭德怀却写了将近两个小时。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 25日16时

　　另外一边，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接到电报后（他与毛岸英交流过多次，知道岸英是个好孩子，两人感情和关系很好），犹如晴天霹雳，愣了一下又泪流满面。他知道这将是对毛主席打击很大的一件事，最后与商量，先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知。

　　1951年1月，已距毛岸英牺牲两月之久，此时第二次战役取得巨大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逆转，周恩来才将彭德怀发来的电报给毛主席看，并附信两封给毛主席和。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着电报走进办公室，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盯着简短的电报看了三四分钟，没说话，想抽烟，手却颤抖不停，连抽几次都没将烟盒中的烟拿出来。

　　眼睛湿润，但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不哭出来，叹了口气：“谁让他是我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那一天，在沙发上坐了整整一夜时间，没有起身过，只是在黑暗中烟一根接一根抽着，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1951年2月16日，彭德怀急电，要求回京向中央汇报朝鲜情况。2月21日，彭德怀抵达北京，乘车直奔，发现不在后，又去郊外玉泉山住处。当时正午睡，听到是彭德怀到的报告，立马起床了。

　　彭德怀没有立即提起关于毛岸英的私事，也没有问起，两人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朝鲜战场的事，最后才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事。彭德怀一脸愧疚地检讨：“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去，他工作一向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注意防空的指示不够重视，导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们至今还很悲痛。”

　　沉默了一会才回话，与刚接到电报时的态度相似：“打仗总要死人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用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没事的。”随后又嘱咐了彭德怀一番公事。彭德怀知道，老战友只是表面很平静，其实内心跟被刀割一样，比自己悲痛几十倍。

　　毛岸英是家中牺牲的第六位亲人，可那又怎么样呢。就像说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人死不能复生。

　　毛岸英是最优秀的儿子，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却远远不及分开的时间。抛开领袖、政治家、军事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些社会身份，还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诗人。诗人的情感是丰富的，常常伤春悲秋，可对儿子毛岸英牺牲一事，却表现得“很淡然”。他的“淡然”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保护，更是因公废私的表现。那些悲痛，都被毛主席深深埋藏在心里，只有无人的时候才表现出来。

　　三件衬衣、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是对儿子的思念寄托。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他的儿子，毛岸英也是如此。

　　1959年，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来到朝鲜给毛岸英扫墓。刘思齐替毛岸英问：“爸爸，岸英做你的儿子合格吗？”动情地回答：“合格，我很满意，他是我的骄傲！”“我做的儿子合格吗？”这是毛岸英常常自问、在日记中写道、却没亲口问过父亲的话。

　　毛岸英清楚自己的父亲是“太阳”，自己没想做“太阳”，就想做“微不足道”的“星星”，也有光芒，能在黑夜中为他人照亮前方的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