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成钢”是中国人随口而出的成语，但是，真正炼出一块好钢来却不那么容易的。在1958年全民炼钢全民跃进的年代，陈永贵已经是社会公认的劳动模范，但是，在那一年的熔炉里，陈永贵究竟炼得如何，历史已经对他进行了考验。

  陈永贵出名以后，“公有制”在他的头脑里久占不衰，时时盼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每出现一个新鲜事，他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一般的报纸和文件都可以看得下来，有些字不认识，请几个先生一指点，就解决了问题。每当干活抽烟时间，陈永贵也爱看看报纸议论形势，或者晚上开会之前，他也读一读报纸上的新闻。按陈永贵当时解释的话就是：“耕地看砣头，不看砣头就耕不好地。”

  那一天晚上，陈永贵抓起一张《人民日报》，报上一条醒目的消息就是报道主席视察河南新乡地区七里营的情况。每当报纸上出现“毛主席”三个字，陈永贵是抓住不放的。因此，他抓住了这张报纸，拼命地往下读。

  报纸上介绍说：1958年8月6日；主席到那里视察，看到那里办起了人民公社，就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还说：“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永贵多次到县党校学习，党课的内容多是讲。尤其“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这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座右铭。这次又从毛主席的口里听到，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心里更是兴奋不已。第二天他就去武家坪传递消息，鼓动几个邻村支部书记创办人民公社。他的活动真是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两天时间就干成了。可是他这一步棋在大寨算是走背了。不仅社员不同意，连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据说是担心共产。大寨的家底一亮，还不是自找亏吃？陈永贵好容易做通了工作，串通了七个村的几十个代表，要求办人民公社。这事得到县里批准，七个村组成的昔阳县第一家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就在武家坪的锣鼓声中成立了。

  但是，有些问题，在他认不准的时候，陈永贵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只要看清楚这条路子走不通，他是一步也不会走下去的。反浮夸的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1958年搞，在大寨并不是跟着形势炼钢，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年农业。秋后粮食亩产达到了540斤，按当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作为山西省特等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却上不了北京，参加不了全国劳模会议。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浮夸风作怪。

  那一年秋后，陈永贵出席了省城太原召开的“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昔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著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除此以外还有刀把口信用社工作人员，后来搬迁到河北省获鹿县高迁东街村，现在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张银周等，由县委分管农业方面的副书记田根栋带队。在那次会上，陈永贵和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每次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在会议讨论的时候，不少人都在谈论如何炼钢，亩产放多大卫星，这就引起了陈永贵的反感。甚至和一些人面对面地辩论。据参加会议的人们回忆说，陈永贵那时叼着旱烟袋，翘起二郎腿，脸上似笑不笑地和人辩论说：“亩产一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亩产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吃“拉面”，这在当时的昔阳来说，是一种待客的好饭，陈永贵请他们吃拉面，无疑是表达了他的不满之情。

  但是，当时的浮夸风不是一个陈永贵能够挡得住的。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曾经在西安召开了会议，就是怎么样提高粮食产量问题，有八位副总理讲了话。那次西安会议对各省市压力很大，山西也是如此。所以，一位省委领导从西安回到太原，就在小组会上摸底。他先问李顺达：“你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对浮夸风也是极为不满，他已经看出好多地方报上来的粮食产量超过了西沟，但为了实事求是，他宁肯把劳模丢掉，因此就回答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这位省委领导又问陈永贵：“你的产量还能不能上？”陈永贵笑了，说：“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这位领导在形势的压力下也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于是说，看来你们是落后了。会后，这两位劳模也进行过商议，两人达成了协议，不能为了进京而作假，产量不变。陈永贵回到宾馆，也把这事与带队的领导田根栋和参加会议的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由此，陈永贵进京参加劳模会的资格被取消了。李顺达进京的资格也被取消了。陈永贵没有进京，但心里却十分痛快。因为那一年的全国劳模会开的使人很不理解。

  这次劳模会是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不少人都是“卫星式劳模”，“坐火箭的典型”。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省孝感县一位十九岁的女社长。她在一些人的指使下发了誓言：亩产不上万斤，她就不结婚。这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来了敏感性强的记者，排成队对她采访。这事终于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在作报告时列举这件事，对当时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他说，“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土地状况和科学程度，我断定你这辈子结不了婚！”这么一说，就等于为全国农业发展指明了道路。自然，这位女社长的话也就失去了作用。记者也由此走得不见踪影。

  可是，当时的浮夸风已经铺满了中华大地，不可能因周总理的一句话就立即收场。陈永贵出席太原会议期间，大寨也在形势的压力下大搞刨穴窝竞赛，就是把穴窝挖出来，装进切碎的秸秆，再把穴窝埋好。为了活跃起场面来，村于村之间有一面流动红旗。如果哪一个村搞竞赛输了，就主动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赢的一家。

  这事对大寨的压力很大。他们已预感到，很可能在三天之内把红旗输给别人。鉴于陈永贵还在省里开会，村干部都很着急，万一输了，老陈回来怎么交待？听说陈永贵从太原回到了阳泉办事，村里就派大队团支部书记贾害和特地到阳泉澡堂旅馆找陈永贵汇报。

  贾害和找见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刚吃了饭，准备上街为村里办事。贾害和在这里露面也使陈永贵感到惊奇，一听贾害和的汇报，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早几天就对这些事有看法。因此明确地表示态度，说先不要考虑谁输谁赢，你回去以后，先对大家说，眼下的工作，第一是搞土地的里切外垫，把走时定下的那些地块整修好；第二，组织劳动力把秸秆切碎沤肥。至于说第三天之后送红旗的事，那是我考虑的。一杆红旗我也不是扛不动，也用不着敲锣打鼓。在三天之内我肯定能回去，你先回去照我的话传达就是了。

  陈永贵原打算在阳泉多住一天，就因为怕误了送红旗，只住了两天，留下一件事没有办，就提前回村。当时从阳泉到昔阳刚通了公共汽车，陈永贵坐在车上，路过阳泉，平定，只要往公路两旁看一眼，就能看见两边的地里天女撒花般地铺满了刨穴窝的人群。他越看越生气，这种对社会主义建设没好处呀！可你有什么办法？

  陈永贵回大寨以后，没进家门就先上山，看见男女劳力都在地里搞土地加工，或者切秸秆沤肥，他的心里总算踏实了。当贾进才、贾成富、梁便良向他汇报的时候，他首先问：“误了送红旗没有？”那几个笑着说：“还不到哩，明天！”陈永贵说：“误不了就行。穴窝是我不叫你们刨，红旗由我扛着送！”

  陈永贵说话算数。第二天一早，他亲自扛上红旗，徒步十多里把红旗给厚庄送去了。

  对于大寨的功过和陈永贵的成长，那时社会上就有所争议。当大寨出名以后，不少人又热心研究大寨高产的背景，倾向性的看法是：大寨的高产是化肥喂起来的。

  对于这个事，在当年的地委书记王成旺身上曾得到过回答。当王成旺书记得知大寨高产的消息以后，他便亲自来到大寨，和大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地头劳动中，陈永贵向他讲述了夺取高产的诀窍。他问陈永贵：“就按你现在的生产条件，你的产量还能不能再提高一点？”陈永贵低头沉思起来，这次的回答和上次在太原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要向地委书记吐出真心话：“潜力也还是有的。如果上边再多供一点化肥，还能大大的提升。”于是这位地委书记就又具体了解大寨施用化肥的情况。为这事，他专门把县委书记张怀英找来，向他提出问题：“怀英啊，大寨的粮食单产幅度提高得这么快，对国家贡献这么大，可是化肥供应还不太多嘛！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你能不能在化肥上多给他们吃点偏饭？”张怀英说：“化肥供应，全县都是按上边的政策供应的，大寨卖粮多，当然也比另外的地方多供。但是超出政策范围就不多给了。不仅大寨，我对刀把口、白羊峪也是这样。”王成旺说：“为把大寨的产量再上一上，是否超供一点？”张怀英笑了：“我多给，别人服气不服气，反倒对大寨不好。”王成旺点点头：“你考虑的周到。这些说法我也听到过。现在看来完全不是，按大寨的贡献，化肥供得还是有点少。陈永贵不错啊！那个宋立英也不错，撑起了半边天！大寨就是有人才！”

  后来陶鲁笳来大寨，也针对化肥的事和张怀英、陈永贵进行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说要保持大寨自力更生的特点，对大寨要多一点政治上的帮助，少一点经济上的扶植。因此，县里对陈永贵多是具体指导，不特殊照顾东西。在公开场合下，经常讲陈永贵的先进事迹，但察觉缺陷，往往通过个别交谈去纠正。

  正由于上级党委对陈永贵的关心和爱护，陈永贵的路子走的很畅通，步子迈得很扎实。尽管1958年丢了进京出席劳模会的机会，但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这位头扎白羊肚手巾的人却是昂首挺胸地登上了观礼台。

  一块对于北方农村来说的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手巾，在大都市的人流中却分外显眼耀目。陈永贵戴着它在观礼台上出现，似乎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渴望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陈永贵心里惦念的毛主席出现了！毛主席招着手健步向这边走来，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乐曲。陈永贵激动地把那块白羊肚手巾从头上摘下来，用手高高地举过头顶，也和山西其它劳模一样挥动着，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在拥挤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把脚步移向了前边。他一面呼喊着口号，一面偷偷地用白手巾擦一下滚下来的泪花儿。

  住进的日日夜夜，陈永贵的心里是十分舒畅的。他知道这一次进京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在那块黄土地上奋斗的结果。这些天来，他随集体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出席了晚会和各种招待会，这是他一生想不到的事情。那一次，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劳模们的住处接见他们，要他们一一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也和来京的其他劳模一样，很恭敬地报出“我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新胜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周总理也和对待其他劳模一样，只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过去了。但在陈永贵心里却刻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

  陈永贵赴京之前，在他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并没引起什么强烈反响。因为大寨出名后，村民们对出出进进的事习以为常，那些一头扎在地里的农民也不可能对这次进京有什么预期。所以在陈永贵走的时候，那些支委，党员和社员们只是一般地登门看望，没什么隆重的举动。但是，陈永贵这次可比较敏感，他从县里找他填表，谈话的迹象中感到，这次进京非同一般。他曾经嘱咐老伴李虎妮将这块毛巾洗了又洗。虽然当时国家缺少肥皂，但就是白干皂陈永贵也甘心多费几块。山里生，山里长，若不是为他铺出这条路，且不说登进祖国的京城，就是村里的地主老财也不会让你随便登门。陈永贵是那样想的，事后对人也是那样讲的。不过他当时并不把情绪随意流露出来，从始至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就在他启程以后，在阳泉等待山西进京的代表团时，他还是保持着农民那种固有的朴素作风，不住高级旅馆，还是住在他走熟了的澡堂。正是他多年来坚持着这么一种朴素的作风和奋斗的精神，才把一个穷山恶水的旧大寨变成五谷丰登的新农村，粮食亩产比土改前提高五倍，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逐年增加，一块白手巾成了时代的风流。所以，毛主席出现在城楼以后，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挥起白手巾，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在十年大庆的热流里，也曾经想起了临走时县里恭贺他的话，希望他见了毛主席能握一握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老人家问个好！陈永贵把这些嘱托默默地记在心里。当他登上观礼台以后，也希望毛主席能走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是，这一切希望，一切寄托，在这一次还不能满足。观礼台离城楼还很远，他没有正真获得向毛主席问好和握手的机会。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大寨人看来，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是他们大寨今古几千年来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当陈永贵从北京凯旋归来的时候，大寨的深山野沟里响起了震天锣鼓，男女老少在村口夹道欢迎。当陈永贵的笑脸和他们相遇以后，这些蒙白手巾穿粗夹衣的大寨支委们忙迎上前去，左一个“老陈”，右一个“金哥”称呼着，都想从他的口里得到一些毛主席如何接见他，周总理说了些什么话的消息。陈永贵尽管没有以夸张的语言对这次进京加以渲染，但他那几句令人鼓舞的话也使大寨的山村野民们心里满足，甚至落下了热泪，好像前进的马达又注进了几滴新油。他们再苦再累也甘心情愿。陈永贵更觉得这就希望的兆头。